这位老师用诗人的细腻，连接了青春的生命
“盛世寻静在课堂”
——《上课记》173页
深圳绝大多数中小学已经开学四天了，许多同学可以迎着朝阳步入教室，然而，还有些同学却可以颓在被窝里一直到日上三竿——比如说，有些至今尚未开学的大学生。
对这样的同学，我们想说的只有七个字。
《上课记》
王小妮 著
东方出版社
2016-11
王小妮，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。期间，她细致地观察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一代大学生，并写了一本名为《上课记》的书。它记录了来自城市、农村一代大学生彷徨、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。
这不是中国的第56号教室，这只是一本凝聚了一位老师和她的学生们蒲公英一般来到海南岛，又迁徙散落回各处的数年的“上课记”。
五年前和五年后的两本《上课记》
此刻都摊在桌上
当读完新书里的最后一章后
终于长舒一口气
可以确认作者虽不出身于科班
但超越了大部分同行的优秀教育者
正如她自己在再版序言中所说
让她最高兴的是——
收到邀请的同学们不再像当初读书时，
喜欢追着问：
老师，我该写什么，
老师，这样写行不行？
这令人微笑的变化
意味着在开始征集答案后的数年中
至少有一位育人者
挖掘出了他们的勇气与探索精神
在《上课记》中
我们见到作者对学生们的关心不止于课堂上
还在下课后、放学后、毕业后……
以至于很多年后
有些并未收到邀请邮件的同学
也大方得体地发来自己的感悟
让我们得以窥见在6年的讲坛生涯中
这位教育者给孩子们撒下的种子仍在茁壮的成长
王小妮，1955年出生。著有《重新做一个诗人》、《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》、《半个我正在疼痛》等。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。
她与太多的教师都不一样
她摒弃疾言厉色
摒弃用点名与“平时分”
强迫学生毫无意义的肉身出现在课堂上
“没有人愿意去听的讲座，
就该让座位统统空着”
王小妮
她邀请学生来自己的住处做客
主动问及他们对时事的看法
尽力促使他们感知到社会与自己的关联
她丝毫没有对理论的推崇，明确的说：
喜欢理论是因为理论能抽离出条款，条款可供背诵，死记硬背能把人的时间精力占满，从而获得充实感，感觉时光没被荒废。”
最初
她的学生中大半是未被热门专业录取而调剂的
他们多数来自极贫困的家庭
直到读大学前都没看过电影
分不清电影和电视剧的差别
却读了影视编导这种“超级前卫”的专业
最终
她六年中教过的学生们
在各个行业生机勃勃地拼搏与挣扎
大学毕业后的王小妮
王小妮如同一位雕塑家
用诗人的细腻连接了这些青春的生命
因为她曾历经沧桑
却依旧没有放弃用好奇
去观察、去理解、去接受这世界
她放弃了以自己极高的各项荣誉
站立在神坛上供人膜拜的平静生活
选择自己曾和儿子最害怕的教师岗位
她也曾感叹，也曾疲累
但最终还是如她在书的最末所写：
如果它完全是徒劳，也让这徒劳发生。
那些孩子们，还有我们
见证了这徒劳，并非无功。
《上课记》
段落摘抄
我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8个字的跟帖：“教的痛心，学的反胃。”这话说得不好听，但是真实。
在这座海岛上的大学，我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。我能体会到“教的痛心，学的反胃”，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。教的和学的之间，有些完全不对接，完全的隔阂，完全的不信任，这其中没有谁正确，同样，没有谁错误，是更大的地方出了问题，传授方式，接受态度都有问题。教师不再认真诚挚地传承解惑的使命，年轻的学生们又需要足够的快乐，足够的娱乐性，足够的轻松。双方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沉重的东西，人文学科尤其如此。我知道在这其中，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，却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。
《上课记》2008年1月15号补记
任何一代人都没这么快地出现苍老感。一个学期没见到，见面就问，老师看我是不是老了，自己感觉老了很多，都变了好几个人了。
和高年级的焦虑不同，大一学生正不习惯忽然来的自由，时间太多，没人管了，手上没什么要背的书，悬梁刺股的感觉一下子没了，反而不适应，人空了，什么也抓不住，飘，每一天都感到在虚度。
来自城市的学生明显更从容自如，起码城里有他们的父母。乡村的学生最想进城，但是城市举目无亲，想落脚就一定要赶紧有份工作。余青娥已经大四了，想去支教又没得到机会，刚在家乐福找到一份临时工作。她对我说，看看周围人哪个不是大学生，出了校门才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。
我教的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了，有人再来听课，我抽空问他就业情况，他说，只要在校四年好好读书，有了自信，不挑剔，应该能够找到一份工作，先养活自己再说。我把他的话转述给新生们，有大半还因为被调剂到这个专业懊恼呢，过来者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，对于未来，他们没有丝毫的掌控力。
《上课记》2009抵抗陈规戒律
”《上课记》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，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，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。
“仲夏诗歌月”，6月19日，我再次见到了小妮老师，时隔5年之久。
当天老师送了我一枝鲜红的玫瑰，匆匆告别后，我握着它，挤过地铁里的人山人海，回到通州的家中，觉得可以写首诗，便写了。
从海大毕业，进入人大读研，常被我戏说成是从58号到59号（海大的校址是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，人大的校址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），而实际上，这其中的“不一样”是惊人的。细细回忆，这几年的经历看起来十分清晰，除去上课的一年半与到各处旅行的寒暑假，就是论文、实习与工作，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样的脉络，而是脉络之下的血肉。
刚入人大时，对于“寒门难出贵子”之类话题并不特别在意，觉得只要阶层流动的机会存在，我就能抓住这丝机会令它成真。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多想摘得“贵子”头衔，只是表明我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未来的可能。三年下来，人大的老师和同窗都不曾让我在这个问题上感到过尴尬，而我却越来越清楚，是我自己没有勇气去真正靠近他（她）们。这并不是自卑，只是在我的心底里，更倾向于接近“同类人”，在一些细枝末节的感受上，能与我产生共鸣的“同类人”：关于我们回不去的乡村，关于我们没法接来城里的父母，关于我们还不敢开始想的下一代……
看过熊培云的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之后，每年回老家都会去曾经拼命想逃离的村庄看看，荒田、平房、水泥路，一年一年都不复之前的模样，那些我叫不出敬称的亲戚与邻居，却依然是他们认得我，我不认得他们。看过北京的一些村子，也见过其他省市的村子，同样的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青壮常年在外边”，我的心情多是怜悯与无奈，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，我的心情没法用单一的词句来形容，既亲切又疏离，既同情又憎恶，既排斥又离不开……前年回老家，得知了父亲的病情，真正的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意义何在，没陪在父母身边，也没能给他们一个像样的晚年。最后，倒是年老的父亲安慰我说，看着三个孩子平安长大，他已经知足。
去年国庆探亲，陪父亲散步到一位哥哥家，夫妇二人正徒手砌房子。半年，两个人，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，从地下室到二楼，已初见规模。看着父亲与哥哥站在半就的砖墙上的剪影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们这一代，无论如何见多识广，也免不了有所遗失，勤劳、血脉、匍匐前进，而我所经历的，远远不足为道。那一刻也让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“寒门”身份——我一生也抹不掉的乡村印记，不是什么耻辱，它铭刻着父辈的荣耀与韧性，那是我不可及之处，我应该主动想办法去继承，而不应仅仅视其为背负。
之后，再回北京，我果断换掉了权宜的工作，重新转向了自己所热爱的影视行业——即使我知道，就我的性格而言，也许没法在这一行业里如鱼得水，反而会经常碰壁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，跟着自己的心走，收获与快乐肯定都不会少。未来那么不好把控，就抓住现在。
“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”，小妮老师赠我的话，确实就是我心所想。
——学生白开水《<上课记>之后》
王小妮补记
你的眼睛依旧清澈，而且，状态比大四准备考研那时候好多了，中国的考试最先考的是身体，也许这就是所说的“劳其筋骨饿其体肤”吧。
普通打工者的后代，辛辛苦苦考上本科又高分考上人大读硕士，过去的精彩都翻过去，这么多年都在读书，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来路，该埋头做事情了。
1980年代的上课场景
此刻我在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飞机上，想去那里看看盛夏的半极昼；
昨天落地莫斯科后，直奔我们作为品牌赞助方的一个线下活动，去监工；
10天前接到王老师这个充满爱的邀请，我正抱着自己的猫王尔德在广州新买的房子里发呆；
去年的7月，我在印度，带领着6个印度本地同学开始自己崭新的一段工作；
明年的7月，如果计划没有大偏差，我应该准备着自己在老家山西的婚礼，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秋天一同完成一纸婚约。
而这些看上去自得其乐甚至志得意满的生活片段，都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离开体制。
从学校里走出来时，作为几万人中的一员，作为优秀毕业生，我们被灌输着骄傲和认同，走进了体制内一份看起来很美的工作。
没几个月我就发现，我与这里格格不入。之后的两年时间，我应该得上了轻微的抑郁症，暴饮暴食，又因为长时间不正确的坐姿得上了腰椎间盘突出。
像一个怪胎，我在央企里挣扎，身边的人看起来都轻松快乐彼此友好，我却阴云密布，每天像一团乌云一样在那栋光鲜明亮的大楼里走过。那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反复的思考、嘶吼、自我否定、自我拯救、自我麻木，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：
体制内的企业适合一部分人，这些人就是身边那些看起来轻松安逸的同事，或是利益既得者的老体制人。他们可以依靠不多的与时俱进，获得一份轻松愉快的生活。
体制内尤其不适合一部分年轻人，比如我，并不随和，并不愿意毫无理由的站队，并不愿意自己的顶头上司靠着见不得光的小手段压着自己，并不愿意为获得一份轻松的生活而想一些其他的什么。
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太庞大了，每个人心存鬼胎，说话模棱两可。体制内会有很多好事发生，但轮不轮得到我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
上个月在北京，我接待一个来自印度的CEO learning trip,26个印度互联网的掌门人虔诚地来中国取经，可能他们相信，弯道超车美国的中国互联网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，可能看得到未来他们的发展趋势。结束会议的路上，作为接待人员我送他们走出大厦。其中一个包着头巾的锡克族CEO问我：
Vera，你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。我相信他是作为管理者想询问人员管理和激励的有效手段。想都没想，我就回答他：“因为这一点上我们两个国家有共性。我们的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里，为了快速前进，把资源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，他们也许当政，也许从商，也许屁股底下坐着一座矿山，他们的孩子可能因此继续碾压着我们这些寻常人家的小孩。但互联网改变了这些，我可以轻松地通过学识，通过与这个行业雇主要求的等价交换，自己把自己养活得很好。当然，钱给的也不错。”
说完了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。
如果这时代给了我们别的选择，别错过。
——学生卫然《无题》
王小妮补记
卫然很快乐，是她困惑之后选择的结果，当然也许背后更复杂。在省会城市长大读书，父辈受过高等教育，考取985大学的研究生，这些都暗中在怂恿鼓励她做出抉择，也使她比很多同学少了后顾之忧，多了敢作敢为。
当初，去参加研究生面试，回来她兴致勃勃给我讲，主考老师问什么是诗意，她想到了“针尖上的蜂蜜”这句诗，然后一顿神侃，那个课间休息时，她的兴奋样儿我还记得。
做一滴蜂蜜并不容易，要给它机会到达针尖上。
文字 | 王绍君
编辑 | 罗婉 黄佳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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